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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环境新闻记者的生存之痛

浏览次数:600    作者:fcjc    发布时间:2015-12-14 16:31:37    字号:        

     全球变暖在持续,媒体的关注度也在加强。然而,国外众多环境新闻记者的处境却越来越艰难。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由于媒体转型、市场需求等影响,环境记者面临着失业与职业传承的困境;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完善的法律、政策及社会支持系统,环境新闻记者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国外环境新闻记者面临着多重威胁。从全球范围来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环境新闻记者在报道问题时面临着外界压力,有时甚至面临人身威胁。在发达国家,虽然有完善的法制保护记者不受人身伤害,但环境新闻记者却要直面失业的危险;一些环境运动时期建立起来的环境新闻记者培训单位,也在纷纷凋零,从而使得国外环境新闻记者的职业处境不甚乐观。

    失业的威胁

    环境新闻记者面临失业威胁在发达国家表现较为明显。一般的媒体因为新闻生产周期长、采访成本高等原因不愿意轻易设置环境新闻栏目。加之发达国家传统媒体正在转型,市场压力较大,环境新闻记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职业压力。

    一方面,大媒体面临市场经济压力,不得不缩减开支,要减少新闻生产周期长的调查性报道,故而环境新闻记者首当其冲。以《纽约时报》为例,由于主攻网络版,周期短、产出多的新闻类型更受青睐,调查性报道、科学新闻、环境新闻等,因采访周期长、内容易被复制变为首当其冲的压缩对象。而这些新闻曾经都是《纽约时报》获得普利策新闻奖项的领域。

    《纽约时报》环境新闻记者安迪·雷夫金(Andy Revkin),被解职前为该报从事过15年(1995-2009)的环境新闻报道。雷夫金在《纽约时报》的环境新闻报道中有着光辉的历史,如长期报道亚马逊森林被毁事件、东南亚海啸、新奥尔良飓风等大的灾难事件。雷夫金与美国乃至国际一流的气候学家、环境科学家有着紧密联系,他是《纽约时报》环境问题报道里少有的具有议程设置能力的资深记者。然而,2009年底《纽约时报》裁员100位,雷夫金以买断的方式被裁①。被解职后,54岁的雷夫金又重新开始创业,创立了Dot Earth环境新闻博客。从知名记者到博客写手,这种职业转变对他来说有诸多无奈。

    另一方面,有能力或者有名气的一般媒体环境新闻记者也面临失业的威胁,即使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也难以逃脱这种厄运。2013年普利策新闻奖全国报道的获得者之一大卫·哈塞米尔(David Hasemyer)在获得此新闻奖时,已经被《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San Diego Union-Tribune)解职,他是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在非盈利网络媒体《气候新闻》②刊载环境新闻而获奖的。他被《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解雇之前就已成名,写过系列报道揭露威胁科罗拉多河的核废料,正是这些报道迫使美国能源部门在2000年决定移除这些核废料以避免污染科罗拉多河③。哈塞米尔被《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解职的主要原因是报业发行量的急剧下滑、调查性报道成本高而被迫减员。

    哈塞米尔被解雇并不是个案,与他同时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两位环境新闻记者处境与其相似。伊丽莎白·麦高恩(Elizabeth McGowan)长期从事环境报道,先后在《自然保护协会杂志》(Nature Conservancy Magazine)、《环境杂志》(E/The Environmental Magazine)等纸媒做记者,当她获得普利策新闻奖时,已经全职在家写书,成为一位自由职业者。另一位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为美籍华人宋来(Lisa Song),她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环境科学与科学写作专业,属于环境新闻教育专业毕业的学生。在2011年加入非盈利网络媒体《气候新闻》之前,她做过几年自由职业者专门从事环境新闻报道,主要发表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和《活在地球上》(Living on Earth)等多家媒体,并无稳定的工作平台。实际上做调查性报道非常艰难,他们3位为了调查国家石油管道有瑕疵的规定所导致的生态威胁,就花去7个月时间进行调查取证④,这对于一般商业媒体来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大成本。因此,这些优秀的环境新闻记者即使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也在不断地流浪于各媒体之间,面临失业的威胁。

    职业的传承困境

    自环境运动以来,美国新闻界与教育界合力把环境新闻纳入科学传播领域,在2006年前后达到高峰,美国有50多所大学设置有环境新闻方面的教育,主要面对本科以上学历、具有交叉学科背景的学生,试图培养具有自然科学知识的环境记者。然而最近几年,大学的绿色新闻教育有退潮趋势。

    首先,一些大学新闻学院的环境新闻专业停止招生,知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也没能逃过这一劫。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在美国有着标志性的风向标作用,正如其每年发布的普利策新闻奖一样。该校的环境新闻教育在1995年开始,由地球科学系与新闻学院合办双学位的环境新闻专业,在地球科学本科4年的基础上再加上2年新闻学学习,也可以获得新闻学硕士或环境科学硕士学位。这个专业在2009年停止招生,原因是“业界职位的缩减、教育成本的提高以及在校生缺少资金支持”⑤。据哥大该专业毕业的柯蒂斯·布雷纳德(Curtis Brainard)介绍,要完成两年制的环境新闻教育,每名学生需要教育成本89000美元⑥。因为属于交叉人才培养,教育成本比一般文科要高得多,哥伦比亚大学并不是一个例外,具有某种普遍性。比如纽约大学的科学、环境、健康报道专业(SHRP)也是一个交叉性的环境新闻专业,提供16个月的教育以获得双学位或硕士学位,每年招生15个人左右,每位学员完成学业也需要30000美元的教育成本,这比一般的文科还是昂贵许多。

    正因为缺少支撑这种昂贵教育的成本,一些开设环境新闻教育的大学在不断缩小规模,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奈特(Knight)环境新闻中心就是个典型。该中心是在1994年得到奈特基金的支持下创办的,是当时美国范围内第一个在大学受资助成立的环境新闻中心。其创办后一个重要的业务交流平台《环境新闻》杂志(EJ)是该中心的对外品牌,每年两期,由该中心主任、美国环境新闻学会第一任会长吉姆·德特金(Jim Detjen)任主编。后因为奈特基金到期,经过多次挣扎,该刊还是在2011年第1期停刊。目前该中心面临着资金不济的窘境,学生的培养也需要争取到资金以后才能够进行。

    其次,欧洲具有批判意识的、与环境新闻教育相关的大学教育也出现停止招生的现象,最典型的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2002年的停止招生与学科关闭。该研究中心一直是环境传播研究者对工业文化与消费社会进行批判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记者承受的外在压力

    从西方的实践来看,环境新闻记者往往是环境正义的代言人,自然受到环境获利者一方的排挤,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法律与社会力量等正义规制的不完整,环境新闻记者承受着身心压力。

    首先,环境新闻记者遭受的身体之殇。国外遭受杀身之祸的环境新闻记者主要出现在欠发达或者是发展中国家,当地破坏环境的工商业利益集团势力强大,再加之公众环保参与程度低,结果是环境新闻记者孤军奋战,导致很多一线记者受到伤害。例如西里尔·佩恩(Cyril Payen)在报道苏门答腊岛非法砍伐原始森林时,在2009年7月被造纸集团扣押。

    其次,环境新闻记者背负心理压力。遭受这类压力的环境记者以南美和中部非洲最具有典型性,这些区域内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未开发的河流与海洋渔场等,从而能够带来大量财富。这些区域内的环境保护法规并不完善,政府重视不够,跨国公司联合地方势力获取资源,同时制造环境危机。故此把环境新闻记者推到靠破坏环境获利的利益集团对立面,又因为这些区域内地广人稀,环境记者与利益集团的冲突并非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结果利益集团以威胁为主,从而使得环境新闻记者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如巴西环境新闻记者威尔玛·伯纳(Vilmar Berna)服务于尼泰罗伊的日报《Jornal do Meio Ambiente》,长期揭露该区域旷日持久的地下捕鱼业导致里约热内卢湾的海洋生物多样性锐减。伯纳因此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威胁。

    公众参与可以减轻环境新闻记者所受到的精神压力,例如非洲刚果共和国,在刚果偏僻的村庄穆波迪加(Mbodji),法语电视台TPT(Tele Pour Tous)的环境新闻记者们报道了该村所在的意大利跨国企业埃尼(Eni)公司开采石油造成当地农田严重污染。很快,这些记者受到地方当局的压力和威胁。为摆脱困境,这些记者联合当地利益受损的村民游行抗议,并结合民间环保专业人士的取证,把样本送到实验室检验。这些做法既捍卫了环境受损者的权益,也使得环境新闻记者所受到的压力得以缓解。